“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她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她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她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取决于她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
……马丁.路德.金
二战时的德意志军队为何如此强大？
纪律、服从、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军人。
德意志的工业品为什么可以征服全球？
认真深入骨髓，严谨登峰造极，工匠精神流淌于血液之中，工作乃是上帝的恩宠。
1944年冬，盟军完成了对德意志的合围，第三帝国覆亡在即。国家笼罩在一片末日的气氛里，经济崩溃，物资奇缺，百姓生活陷入严重困境。
更糟糕的是，由于德意志地处欧洲中部，冬季非常寒冷，家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的话，根本无法捱过漫长的冬天。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只得允许百姓上山砍树。
生命岌岌可危，德意志人却没有去哄抢砍树，而是先由政府部门的林业人员在林海雪原里拉网式地搜索，找到老弱病残的劣质树木，做上记号，再告诫民众：如果砍伐没有做记号的树，将要受到处罚。
国家都快要灭亡了，即便是百姓砍伐树木，谁又来执行处罚？
当时的德意志，正在做垂死挣扎，政府基本瘫痪，整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全德意志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违章砍伐无记号树木的事，每一个德意志人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的规定。
认真也罢，严谨也罢，其实德意志民族的成功，早已注定。
德意志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普法战争结束之后，普鲁士大获全胜，普鲁士元帅毛奇说出了上述名言。
和季羡林先生一样，王泰对德意志人民的认真严谨、纪律服从，同样是推崇备注。
他以纪律和服从，提高军人地位之“军人优先”，乃至“士兵神圣”，训练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职业军人。现在，他同样期待着，培养出新一代的国民：认真、服从、奉献、爱国。
腓特烈威廉一世于1717年颁布法令，强迫全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这位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的普鲁士国王在位期间，一手创建了1800所学校。他留给儿子腓特烈大帝的，除了大量的金钱和训练有素的士兵，还有“一个被训练得服从政府、敬畏上帝、勤奋和节俭的人民”。
到威廉一世成立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政期间，德国的初等教育机构模式已逐渐确定下来。初等学校分初、高两级，每级4年，计8年，儿童6岁入学，14岁结业，此为强迫实施的义务教育。
19世纪末期，德国未达到读写水平的儿童仅占0.05%，同期的英国为1%，法国为4%。德国的普及义务教育程度，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所招新兵文盲率从2.37%降至0.15%，到1910年时只有0.02%，以至于1899年，德国舰队访问西班牙时，当地人惊讶于德国水手们个个都能阅读懂他们收到的邮件。
普鲁士的崛起几乎与国家干涉义务教育同步，不是巧合。腓特烈威廉一世颁布法令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使义务教育成为国家的
事务，而非教会和地方事务。
“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办亡国。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
这是腓特烈威廉三世留给后世的名言。
“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在教育与科学的世界中取得领先地位。”
这是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将军所说。
19世纪初，德国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在法国占领军的严密监视下，发表了一系列告德国民众的演讲，大谈国家以普及教育为第一要义的重要性。他把对德意志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上，他畅想到:
“从现在起到二十五年后，社会上就不会再有穷苦无依的人，也不会再有流氓和犯罪分子。国家也无须再支出大量经费去建立独立的军队；因为所有人民都是为保卫祖国而生，为保卫祖国而学；国家有了这样的人民武装力量，必将无敌于世界!”
这便是德意志的精髓：只有非同一般的国民，才是德意志强大的根本。
而这样强大的国民，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长期以往的教育结果。
普鲁士时期，为确保义务教育的有效实行，腓特烈威廉一世父子接连颁布多条法规，但效果差强人意，而经济贫困则是首因。父母不愿让孩子去上6至8年的小学，白白把劳动力送走。很多入学的孩子也只是在农闲时到校学习。学校规章中关于上课时间的规定都无法真正实行，遑论按规章去征收缺课罚金。
自王泰在河南创立义务教育一开始，他就面临严重的师资质量和数量问题，严重缺乏有学识、受过教育的教师。没有受过严格的师范训练的教师们，或者是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儒士们，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是王泰心目中的合格教师。
“关中学堂”和“中原学堂”的师资培训机构的相继成立，使得师资力量的奇缺，渐渐得到了解决。一批批新的教师走入河南的各所学堂。也幸好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大量的葡萄牙传教士授业解惑，才能解决目前的师资力量培训问题。
这也让王泰莫名地振奋，持续的努力，也让学堂的问题一一迎刃而解，走上了正轨。
对于河南，尤其是卫所下垦殖的百姓，对于义务教育，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全民义务教育，义务性和强制性并存。至于河南义务教育是不是合乎大明祖制，似乎并没有人担心。
主政河南的几年间，王泰几乎走遍了河南所有的地方，他曾深入到偏远山村，儿童辍学率的严重现实，让他时常忧虑万分。
河南的百姓，无论是原住民还是迁来的流民，民生凋敝，嗷嗷待哺，吃都吃不饱，那还顾得上读书？
在王泰治下，随着兴修水利、挖井屯田，随着番薯的引入，卫所治下的百姓，基本上脱离了温饱问题，民众虽然还处于贫困之下，但百废待兴，希望丛生。
基于河南的现实，王泰不再是一省巡抚，并没不能插手布政司治下，可他依然在河南地面上，有足够的影响力。
教育是一国之本，开启民智则是重中之重，王泰不想再等，他必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所有的孩子都招呼到学堂里面来，谁要是敢跟他作对，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强权对抗抵制。
一张白纸
好作画！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则是困难重重。
义务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大明王朝要国富民强，走上世界之巅，义务教育的普及必不可少。只有强大的义务教育基础，才能构建更加牢固的高等教育平台，培养出强大自信的国民，以大明上亿的国民，强盛指日可待。
高等教育，在中国，只能是普及教育，而不能成为精英教育，中国人几千年朴素的哲学观，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推行精英教育，社会的分级会更加明显，民族的动荡和不安也在所难免。
义务教育的弊端，便是成本太高，尤其对王泰而言，占到了卫所收入的一半以上。不过，既然王泰不反对，下面的官员和将领，也是顺水推舟。
卫所下的儒学提举司成立，虽然惊世骇俗，却也是理所当然。
虽然挂名儒学提举司，但儒学所占比例大大减少，自然科学大大增加。
明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八股取士”定型于明朝，也形成了一股庞大的读书人群，“东林党”就是一例。明朝政府试图通过“八股取士”，将天下知识分子的思想集于一统，维护统治。简单的说就是读书人全部教材，用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考试出题全部在此范围内，根据题目，在限定文章格式的情况下，大家看谁的文章分高，谁分高谁做官。
八股文章必须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
八股文真正的弊端不在于”八股“，”八股“只算是一种写文章的格式，它真正的弊端在于限定了士子们的学习教材。士子们只能读四书五经，而且还只能用朱熹注解版本，固步自封，无法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八股文命题都需要出自四书五经，而且答题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程朱理学的观点为依据，并模仿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考生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这是科举用八股文取士的最大弊端。
另外，八股取才很大的问题就是取出来的人才大多都是教条主义，因为大家都学的同一版本教材，以教材至上，教材之外不会考，自然也不会学，所以造成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
不仅如此，八股文更大的弊端在于为选拔少量的不知良莠的文官，却诱使千千万万的士子每天钻研这种复杂的考试文体。八股文章既与政事无关，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它虽对文学的发展有间接的作用，也确实选拔出一批才智之士，但它内容空洞，更像是一种文字游戏，耗费了无数士子的心血和光阴。
而在王泰的理念中，自然不需要这样的国家“人才”！
他需要的是通晓自然科学，学贯中西的实才，用科技来推到历史的进步。
而今天学堂里的这些年轻一代新国民，就是他的希望。
……马丁.路德.金
二战时的德意志军队为何如此强大？
纪律、服从、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军人。
德意志的工业品为什么可以征服全球？
认真深入骨髓，严谨登峰造极，工匠精神流淌于血液之中，工作乃是上帝的恩宠。
1944年冬，盟军完成了对德意志的合围，第三帝国覆亡在即。国家笼罩在一片末日的气氛里，经济崩溃，物资奇缺，百姓生活陷入严重困境。
更糟糕的是，由于德意志地处欧洲中部，冬季非常寒冷，家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的话，根本无法捱过漫长的冬天。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只得允许百姓上山砍树。
生命岌岌可危，德意志人却没有去哄抢砍树，而是先由政府部门的林业人员在林海雪原里拉网式地搜索，找到老弱病残的劣质树木，做上记号，再告诫民众：如果砍伐没有做记号的树，将要受到处罚。
国家都快要灭亡了，即便是百姓砍伐树木，谁又来执行处罚？
当时的德意志，正在做垂死挣扎，政府基本瘫痪，整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全德意志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违章砍伐无记号树木的事，每一个德意志人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的规定。
认真也罢，严谨也罢，其实德意志民族的成功，早已注定。
德意志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普法战争结束之后，普鲁士大获全胜，普鲁士元帅毛奇说出了上述名言。
和季羡林先生一样，王泰对德意志人民的认真严谨、纪律服从，同样是推崇备注。
他以纪律和服从，提高军人地位之“军人优先”，乃至“士兵神圣”，训练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职业军人。现在，他同样期待着，培养出新一代的国民：认真、服从、奉献、爱国。
腓特烈威廉一世于1717年颁布法令，强迫全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这位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的普鲁士国王在位期间，一手创建了1800所学校。他留给儿子腓特烈大帝的，除了大量的金钱和训练有素的士兵，还有“一个被训练得服从政府、敬畏上帝、勤奋和节俭的人民”。
到威廉一世成立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政期间，德国的初等教育机构模式已逐渐确定下来。初等学校分初、高两级，每级4年，计8年，儿童6岁入学，14岁结业，此为强迫实施的义务教育。
19世纪末期，德国未达到读写水平的儿童仅占0.05%，同期的英国为1%，法国为4%。德国的普及义务教育程度，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所招新兵文盲率从2.37%降至0.15%，到1910年时只有0.02%，以至于1899年，德国舰队访问西班牙时，当地人惊讶于德国水手们个个都能阅读懂他们收到的邮件。
普鲁士的崛起几乎与国家干涉义务教育同步，不是巧合。腓特烈威廉一世颁布法令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使义务教育成为国家的
事务，而非教会和地方事务。
“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办亡国。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
这是腓特烈威廉三世留给后世的名言。
“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要在教育与科学的世界中取得领先地位。”
这是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将军所说。
19世纪初，德国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在法国占领军的严密监视下，发表了一系列告德国民众的演讲，大谈国家以普及教育为第一要义的重要性。他把对德意志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上，他畅想到:
“从现在起到二十五年后，社会上就不会再有穷苦无依的人，也不会再有流氓和犯罪分子。国家也无须再支出大量经费去建立独立的军队；因为所有人民都是为保卫祖国而生，为保卫祖国而学；国家有了这样的人民武装力量，必将无敌于世界!”
这便是德意志的精髓：只有非同一般的国民，才是德意志强大的根本。
而这样强大的国民，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长期以往的教育结果。
普鲁士时期，为确保义务教育的有效实行，腓特烈威廉一世父子接连颁布多条法规，但效果差强人意，而经济贫困则是首因。父母不愿让孩子去上6至8年的小学，白白把劳动力送走。很多入学的孩子也只是在农闲时到校学习。学校规章中关于上课时间的规定都无法真正实行，遑论按规章去征收缺课罚金。
自王泰在河南创立义务教育一开始，他就面临严重的师资质量和数量问题，严重缺乏有学识、受过教育的教师。没有受过严格的师范训练的教师们，或者是那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儒士们，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是王泰心目中的合格教师。
“关中学堂”和“中原学堂”的师资培训机构的相继成立，使得师资力量的奇缺，渐渐得到了解决。一批批新的教师走入河南的各所学堂。也幸好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大量的葡萄牙传教士授业解惑，才能解决目前的师资力量培训问题。
这也让王泰莫名地振奋，持续的努力，也让学堂的问题一一迎刃而解，走上了正轨。
对于河南，尤其是卫所下垦殖的百姓，对于义务教育，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全民义务教育，义务性和强制性并存。至于河南义务教育是不是合乎大明祖制，似乎并没有人担心。
主政河南的几年间，王泰几乎走遍了河南所有的地方，他曾深入到偏远山村，儿童辍学率的严重现实，让他时常忧虑万分。
河南的百姓，无论是原住民还是迁来的流民，民生凋敝，嗷嗷待哺，吃都吃不饱，那还顾得上读书？
在王泰治下，随着兴修水利、挖井屯田，随着番薯的引入，卫所治下的百姓，基本上脱离了温饱问题，民众虽然还处于贫困之下，但百废待兴，希望丛生。
基于河南的现实，王泰不再是一省巡抚，并没不能插手布政司治下，可他依然在河南地面上，有足够的影响力。
教育是一国之本，开启民智则是重中之重，王泰不想再等，他必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所有的孩子都招呼到学堂里面来，谁要是敢跟他作对，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强权对抗抵制。
一张白纸
好作画！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则是困难重重。
义务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大明王朝要国富民强，走上世界之巅，义务教育的普及必不可少。只有强大的义务教育基础，才能构建更加牢固的高等教育平台，培养出强大自信的国民，以大明上亿的国民，强盛指日可待。
高等教育，在中国，只能是普及教育，而不能成为精英教育，中国人几千年朴素的哲学观，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推行精英教育，社会的分级会更加明显，民族的动荡和不安也在所难免。
义务教育的弊端，便是成本太高，尤其对王泰而言，占到了卫所收入的一半以上。不过，既然王泰不反对，下面的官员和将领，也是顺水推舟。
卫所下的儒学提举司成立，虽然惊世骇俗，却也是理所当然。
虽然挂名儒学提举司，但儒学所占比例大大减少，自然科学大大增加。
明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八股取士”定型于明朝，也形成了一股庞大的读书人群，“东林党”就是一例。明朝政府试图通过“八股取士”，将天下知识分子的思想集于一统，维护统治。简单的说就是读书人全部教材，用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考试出题全部在此范围内，根据题目，在限定文章格式的情况下，大家看谁的文章分高，谁分高谁做官。
八股文章必须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
八股文真正的弊端不在于”八股“，”八股“只算是一种写文章的格式，它真正的弊端在于限定了士子们的学习教材。士子们只能读四书五经，而且还只能用朱熹注解版本，固步自封，无法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八股文命题都需要出自四书五经，而且答题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程朱理学的观点为依据，并模仿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考生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这是科举用八股文取士的最大弊端。
另外，八股取才很大的问题就是取出来的人才大多都是教条主义，因为大家都学的同一版本教材，以教材至上，教材之外不会考，自然也不会学，所以造成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
不仅如此，八股文更大的弊端在于为选拔少量的不知良莠的文官，却诱使千千万万的士子每天钻研这种复杂的考试文体。八股文章既与政事无关，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它虽对文学的发展有间接的作用，也确实选拔出一批才智之士，但它内容空洞，更像是一种文字游戏，耗费了无数士子的心血和光阴。
而在王泰的理念中，自然不需要这样的国家“人才”！
他需要的是通晓自然科学，学贯中西的实才，用科技来推到历史的进步。
而今天学堂里的这些年轻一代新国民，就是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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