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众人，王宵猎缓缓地道：“军队是干什么的？其他的地方我不讲，我也管不到，只讲我们这一支军队。在我的眼里，军队是保家卫国的，是抵御外侮的。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这支军队还有什么用处？一句话，军队是对外作战的，对内保护的！”
“有人说，军队对外作战，那要是境内发生了叛乱怎么办？大的方面来讲，如果施政没有问题，百姓能够吃饱穿暖，知道只要辛勤工作，努力学习，将来会有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会叛乱呢？如果受到了人的蛊惑，比如邪教，或者境内有外族人群，发生叛乱也不会规模太大，不应该动用军队就能平定。归根结底一句话，境内不稳，首先是执政者要自省。其次，尽量不要动用军队平叛。”
这是政权对军队的定位。王宵猎想了许久，才最终确定下来。宋朝对军队的定位，应该是朝廷之鹰犬，天子之爪牙。以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既维护皇权，又保证其不对皇权产生威胁。只是从立国不久，便就外不能御强敌，内不能护百姓。
把军队定位为保家卫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是世上的事情，不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要真地做到。王宵猎决定这样做，下了很大决心，要有许多配套政策。
说到这里，王宵猎笑了笑。道：“世间事，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军队保家卫国，就还要有一支维持境内治安的力量。不只是如此，若是太平时候，仅御外敌的军队，花许多钱，官府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呢？一句话，有许多事情要做。《司马法》言：‘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粗，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把军队用于国内，就是把百姓视为敌人，是不行的。”
这个问题，初想很简单，细想又包括太多。王宵猎不想过多纠缠。
“本朝的官职，向来分文武。如果细分，禁军中的武将又不是普通的武职，一般称军职。你们从军校学成出去，做的是军职。有什么不同？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是一份工作。公事之外，每个人还有自己的生活。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做什么想什么都可以。军职不一样。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人在军中，就没有什么工作内工作外，一切服从军令。这样的工作，当然与普通的官职不同。与此相适应，同样的品级，军职的俸钱应该更高一些，待遇更好一些。离开军队的时候，也应该会得到一定的补偿。在军中，家中的事务，应该得到官府的帮助。这些我们正在开始做，只是还不完备。你们放心，数年之内，该有的都会有。你们尽心为国效力，我不负你们！”
听到这里，王中孚看了看身边的舒继明，不由面露喜色。
宋朝从制度上并不苛待武将。同样的品级，武将的俸禄会高一些。立了军功，迁转时跟进士出身一样是双转。以狄青为例，仅用六年时间，就从最低级的武将，做到了管军大将。在宋朝，管军大将是武将升迁的顶点，待遇类比执政。又用了八年时间，升到了枢密副使。接着平侬智高，升任枢密使。在枢密使的任上，狄青做了四年。嘉祐六年，宋仁宗病重，不能视事，狄青遭到攻击，加同中书门平章事，以使相出知陈州。在陈州任上，狄青很快病卒。
对于狄青的遭遇，宋朝人很少有什么话说。他武将出身，在皇帝病重不能理政的时候，应该自动辞去枢密使职位，以免人心生疑。不辞职，就遭到了文臣的群起攻击。这跟宋朝重文轻武没有关系，是正常的政治行为。到了明末、清朝的时候，一些文人发明新论，说狄青无端被文臣攻击，从而使武将寒心。
宰相之职，天下政事无所不管。宋朝的人经常用范仲淹赞寇准的一句话说宰相，左右天子方为大忠。这个职位到了宋朝，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让武将担任。狄青任枢密使，实际上已经是武将的最顶端。狄青不是第一个武将任枢密使，也不是最后一个。
以狄青为例，在他的仕宦生涯中，与文臣的矛盾有。但如果说因为他是武将出身，就被文臣所轻视，所压制，是不符合事实的。最后他被攻击去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四年枢密使，时间足够长了。任职时间比狄青更久的，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很少见。最后被攻击，主要的原因是仁宗病重，狄青恋位不去。这个时候为了政局稳定，大臣必然逼走狄青。
宋朝是不是重文轻武？是的，几任皇帝对此都有明确的态度。宋朝的军队不能打仗，是不是因为朝廷重文轻武？不是。武将当不了宰相就寒心了？现代社会，正常的国家，有几个会让将军做国家无首？
宋朝的军队不能打仗，根本上说，是从晚唐五代开始朝廷对军队的态度有了变化。由此而带来的组织、制度、训练等等，导致了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为什么晚唐五代某些藩镇的军队很有战斗力？甚至远强于宋军的战斗力？只能说，时间短，一时的战斗力很难保持。如历史上不足十万女真人军队，击败了李自成，横扫了整个中国，战斗力何其强大。几十年后，战斗力就大幅下降。到了晚清，面对列强，更加是不堪一击。如日本***，二战开始的时候，迅速横扫东南亚。仅仅几年之后，就不值一提。
从宋朝之后，中原王朝对军队的定位出现了问题，军事制度没有适应社会发展，跟崇文抑武或者重文轻武可能有一点关系，但绝不是重要的原因。
每到国家危难的时候，总有一些文人，以拯救国家、拯救民族为己任，站出来大声疾呼。他们的精神是伟大的，对国家和民族的作用也是巨大的，这不能否认。在条件有限的时候，他们尽自己的所能分析国家和民族失败的原因，提出改革的意见。这种想法当然是好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后人应该给予他们尊重。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大部分时候是不正确的。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些不正确，留待后人仔细研究，进行改正。因为在他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确实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做这些工作。
说宋朝、明朝灭亡是因为崇文抑武，是因为对武将不尊重，而对于军队本身的问题没有认识，与提出的人的身份是相符的。这没有什么。更不要说在提出这种说法的时候，这也有现实意义。但对于后人来说，历史不能这样糊涂下去。
对于历史问题，这样稀里糊涂的事情有很多。
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时间，对汉族的压制是实实在在的。在清朝，民族压迫，与常说的封建压迫一样，对于人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压迫，足够改变一个民族的外在面貌。民国几十年，新中国几十年，还不足以消除影响。
人们常说，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就汉族人什么都不行。实际上当人们审视中国历史，重新挖掘汉族的传统，突然发现，汉族才是真正能歌善舞的。因为只有汉族，从两三千年前起，就把歌舞从聚众而歌、聚众而舞的单纯抒发感情升华，从理论到实践，成为祭祀、朝廷仪会的内容。
人们还说，这个民族能征善战，那个民族能征善战，汉族人胆小、怯懦。真正审视历史，会发现那些所谓能征善战的民族都被汉族人打败了。一些人这些话说顺嘴了，以为什么都可以胡说八道。出来个美女，竟然敢说，上帝撒颜的时候只有汉族人撑起了伞。脑子坏掉了。
从列强打破国门，许多仁人志士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从文化到传统，从政治到经济，几乎无所不包。中国的每样东西都是错的，什么都是需要改的。怎么改呢？你看这个国家这样，那个国家那样，最好改成他们的样子。甚至有些人走火入魔，认为连人种最好也改掉。
影响最深远的，是军队不行因为重文轻武，文化不行因为儒家。有什么鬼关系？说理由，能一二三四五说出一堆。但这些理由，真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吗？
批孔的时候，教员不只有上半句，还有下半句。改革的时候，邓不只说必须改革开放，同样还有下半句。不能只记住上半句，把他们的下半句忘了。
说起历史，人们经常遗憾、痛恨，想找个借口发泄。这些发泄的借口，说得惯了，顺嘴了，往往就开始偏向不好的方向。比如宋朝，因为外战不行，被称为大怂。这是正常的。但因为说惯了，就开始接受异族的观点、习惯。比如说宋朝其实是三国，因为俄语称呼中国的发音类似契丹，就说中国是契丹，这些已经走在了危险的边缘。
中国文明，经历了许多苦难、失败、挫折，从泥泞中一次一次站起来。这个过程很艰难，充满了血与泪。祖先或者抗争，或者屈服，甚至有人助纣为虐。对于这样的历史，对于这样的祖先，作为后人我们可以歌颂或者批判，但不能够嘲笑，甚至讽刺，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
苏联的钢铁同志提出了历史的五段论，实际与中国历史和国情并不相符。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符合五断论，对历史的解释有许多与事实不相符的地方。这种削足适覆的方法，会导致大量问题，这是难以避免的。不必苛责前人，他们受限于历史条件。但作为后人，还是要寻找合适的描述。
人们聚在一起，谈起历史，谈起历史的各种变化。经常会有人说，如果中国当时是什么样子，会如何如何。各种想法都有，有的被多数人接受，甚至成了金科玉律。
比如宋朝没有灭亡，明朝没有灭亡，中国会不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会不会大航海？会不会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如果你回到宋朝，回到明朝，会怎么救中国？
怎么救中国，王宵猎现在只有大致的原则，无法详细的描绘。但他知道，怎样是错的。
是不是要结束封建社会，走资本主义？肯定不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就结束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设郡县就结束了，你想去结束什么？新社会是要总统制、议会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每一样都错。
为什么错？因为我们是中国，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不一样，不管是在英国、法国、德国还是美国、俄罗斯发生的，都不适合。最近的日本抄得自己都糊涂，更不要说了。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这三个字，必须清楚认识。没有清楚认识，觉得别人做得好，我可以抄，那就是小孩子在过家家。孩子热闹一下可以，成功是不可能的。
如果设想掌权之后，怎么发展资产阶级，怎么扶持资本家，怎么打击地主，就错上加错。甚至想学英国搞圈地运动，让农民失去土地，就完全是犯罪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一样。外国的历史可以借鉴学习，但不能抄。历史即使发生了，也并没有把答案告诉你。不管是照抄外国的经验，还是照抄历史，只能够是错的。
这就跟小孩子做家家一样。有小孩说，我看见哪个人这件事是这样做的，大家都信他。如果有人质疑那样做是错的，会被别人嗤之以鼻。如果有人说，我认为这件事应该这样做，不必照着大人的。那么别的小孩子会一起笑话他。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
因为是孩子，因为是过家家，他们自然可以这样。哪怕那个提出自己想法的孩子，因此而被大家打压了，也可以一笑而过。等他们长大了，这件事情也就忘掉了。
大人不行。国家、民族、文明更加不行。
教员天生聪明，从小学习出众。虽然在图书馆的时候，那些大人物瞧不起他，他连跟人家说句话的机会都找不到。但国共合作，教员依然出任高官。
这样的人，建立了根据地，当中央来人的时候，依然靠边站。他的理论，说服不了几个人，更没有几个坚定的属下。他那一套谁愿意听呢？大家愿意听的，是理论家讲苏俄什么什么样，他们当年是怎么做的。只要我们照着做，迅速可以取得胜利。
实际上呢？教员靠边站了，没有权力了，危机也就来了。事实证明，没有教员，其他人加在一起也挡不住校长。在教员面前，校长像个孩子一样，毫无还手之力。但没有教员，校长也是孩子王。
我们不一样。这句话虽然简单，在有的人眼里，甚至是废话。但实际上，真正能把这句话想明白可不容易。能够在实践中遵行，更加不容易。教员有没有错误？当然有，而且很多。但教员有最伟大的功绩，把主义中国化。其实何止主义？从外国学来的知识，都面临中国化的问题。不中国化，种下了龙种很可能养出跳蚤。只是中国化，对很多人来说太难了。
问一问周围的人，中国应该怎么办？如果滔滔不绝讲出一大套理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想的必然不周全。如果有人说，我认为应该像美国那样，像日本那样，像德国那样，就可以认为这人完全不入门。
前一段时间，国家提出共同富裕。有一部分人兴高采烈，说中国不学美国了，要学德国了，开始夸夸其谈地介绍德国的经验。很快无声无息了。为什么？我们不一样。
知道了历史，如果让你回到民国做个领袖，能不能成功？如果你的对手之中没有教员，有可能成功。如果你的对手中有教员，你选择了与其作对，则肯定不能成功。因为教员本身就选择了当时最应该走的道路，在他的面前，你可能像个孩子。大人不跟你过家家。
学到了很多知识，知道历史又如何？对于王宵猎来说，必须明白中国是中国，我们不一样。不要说学外国，就是学新中国，照搬也一定是错的。大人的学习，本来就不是抄。
“有人说，军队对外作战，那要是境内发生了叛乱怎么办？大的方面来讲，如果施政没有问题，百姓能够吃饱穿暖，知道只要辛勤工作，努力学习，将来会有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会叛乱呢？如果受到了人的蛊惑，比如邪教，或者境内有外族人群，发生叛乱也不会规模太大，不应该动用军队就能平定。归根结底一句话，境内不稳，首先是执政者要自省。其次，尽量不要动用军队平叛。”
这是政权对军队的定位。王宵猎想了许久，才最终确定下来。宋朝对军队的定位，应该是朝廷之鹰犬，天子之爪牙。以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既维护皇权，又保证其不对皇权产生威胁。只是从立国不久，便就外不能御强敌，内不能护百姓。
把军队定位为保家卫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是世上的事情，不是说说就算了，而是要真地做到。王宵猎决定这样做，下了很大决心，要有许多配套政策。
说到这里，王宵猎笑了笑。道：“世间事，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军队保家卫国，就还要有一支维持境内治安的力量。不只是如此，若是太平时候，仅御外敌的军队，花许多钱，官府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呢？一句话，有许多事情要做。《司马法》言：‘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粗，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把军队用于国内，就是把百姓视为敌人，是不行的。”
这个问题，初想很简单，细想又包括太多。王宵猎不想过多纠缠。
“本朝的官职，向来分文武。如果细分，禁军中的武将又不是普通的武职，一般称军职。你们从军校学成出去，做的是军职。有什么不同？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是一份工作。公事之外，每个人还有自己的生活。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做什么想什么都可以。军职不一样。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人在军中，就没有什么工作内工作外，一切服从军令。这样的工作，当然与普通的官职不同。与此相适应，同样的品级，军职的俸钱应该更高一些，待遇更好一些。离开军队的时候，也应该会得到一定的补偿。在军中，家中的事务，应该得到官府的帮助。这些我们正在开始做，只是还不完备。你们放心，数年之内，该有的都会有。你们尽心为国效力，我不负你们！”
听到这里，王中孚看了看身边的舒继明，不由面露喜色。
宋朝从制度上并不苛待武将。同样的品级，武将的俸禄会高一些。立了军功，迁转时跟进士出身一样是双转。以狄青为例，仅用六年时间，就从最低级的武将，做到了管军大将。在宋朝，管军大将是武将升迁的顶点，待遇类比执政。又用了八年时间，升到了枢密副使。接着平侬智高，升任枢密使。在枢密使的任上，狄青做了四年。嘉祐六年，宋仁宗病重，不能视事，狄青遭到攻击，加同中书门平章事，以使相出知陈州。在陈州任上，狄青很快病卒。
对于狄青的遭遇，宋朝人很少有什么话说。他武将出身，在皇帝病重不能理政的时候，应该自动辞去枢密使职位，以免人心生疑。不辞职，就遭到了文臣的群起攻击。这跟宋朝重文轻武没有关系，是正常的政治行为。到了明末、清朝的时候，一些文人发明新论，说狄青无端被文臣攻击，从而使武将寒心。
宰相之职，天下政事无所不管。宋朝的人经常用范仲淹赞寇准的一句话说宰相，左右天子方为大忠。这个职位到了宋朝，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让武将担任。狄青任枢密使，实际上已经是武将的最顶端。狄青不是第一个武将任枢密使，也不是最后一个。
以狄青为例，在他的仕宦生涯中，与文臣的矛盾有。但如果说因为他是武将出身，就被文臣所轻视，所压制，是不符合事实的。最后他被攻击去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四年枢密使，时间足够长了。任职时间比狄青更久的，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很少见。最后被攻击，主要的原因是仁宗病重，狄青恋位不去。这个时候为了政局稳定，大臣必然逼走狄青。
宋朝是不是重文轻武？是的，几任皇帝对此都有明确的态度。宋朝的军队不能打仗，是不是因为朝廷重文轻武？不是。武将当不了宰相就寒心了？现代社会，正常的国家，有几个会让将军做国家无首？
宋朝的军队不能打仗，根本上说，是从晚唐五代开始朝廷对军队的态度有了变化。由此而带来的组织、制度、训练等等，导致了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为什么晚唐五代某些藩镇的军队很有战斗力？甚至远强于宋军的战斗力？只能说，时间短，一时的战斗力很难保持。如历史上不足十万女真人军队，击败了李自成，横扫了整个中国，战斗力何其强大。几十年后，战斗力就大幅下降。到了晚清，面对列强，更加是不堪一击。如日本***，二战开始的时候，迅速横扫东南亚。仅仅几年之后，就不值一提。
从宋朝之后，中原王朝对军队的定位出现了问题，军事制度没有适应社会发展，跟崇文抑武或者重文轻武可能有一点关系，但绝不是重要的原因。
每到国家危难的时候，总有一些文人，以拯救国家、拯救民族为己任，站出来大声疾呼。他们的精神是伟大的，对国家和民族的作用也是巨大的，这不能否认。在条件有限的时候，他们尽自己的所能分析国家和民族失败的原因，提出改革的意见。这种想法当然是好的，精神是值得鼓励的，后人应该给予他们尊重。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大部分时候是不正确的。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些不正确，留待后人仔细研究，进行改正。因为在他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确实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做这些工作。
说宋朝、明朝灭亡是因为崇文抑武，是因为对武将不尊重，而对于军队本身的问题没有认识，与提出的人的身份是相符的。这没有什么。更不要说在提出这种说法的时候，这也有现实意义。但对于后人来说，历史不能这样糊涂下去。
对于历史问题，这样稀里糊涂的事情有很多。
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时间，对汉族的压制是实实在在的。在清朝，民族压迫，与常说的封建压迫一样，对于人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压迫，足够改变一个民族的外在面貌。民国几十年，新中国几十年，还不足以消除影响。
人们常说，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就汉族人什么都不行。实际上当人们审视中国历史，重新挖掘汉族的传统，突然发现，汉族才是真正能歌善舞的。因为只有汉族，从两三千年前起，就把歌舞从聚众而歌、聚众而舞的单纯抒发感情升华，从理论到实践，成为祭祀、朝廷仪会的内容。
人们还说，这个民族能征善战，那个民族能征善战，汉族人胆小、怯懦。真正审视历史，会发现那些所谓能征善战的民族都被汉族人打败了。一些人这些话说顺嘴了，以为什么都可以胡说八道。出来个美女，竟然敢说，上帝撒颜的时候只有汉族人撑起了伞。脑子坏掉了。
从列强打破国门，许多仁人志士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从文化到传统，从政治到经济，几乎无所不包。中国的每样东西都是错的，什么都是需要改的。怎么改呢？你看这个国家这样，那个国家那样，最好改成他们的样子。甚至有些人走火入魔，认为连人种最好也改掉。
影响最深远的，是军队不行因为重文轻武，文化不行因为儒家。有什么鬼关系？说理由，能一二三四五说出一堆。但这些理由，真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吗？
批孔的时候，教员不只有上半句，还有下半句。改革的时候，邓不只说必须改革开放，同样还有下半句。不能只记住上半句，把他们的下半句忘了。
说起历史，人们经常遗憾、痛恨，想找个借口发泄。这些发泄的借口，说得惯了，顺嘴了，往往就开始偏向不好的方向。比如宋朝，因为外战不行，被称为大怂。这是正常的。但因为说惯了，就开始接受异族的观点、习惯。比如说宋朝其实是三国，因为俄语称呼中国的发音类似契丹，就说中国是契丹，这些已经走在了危险的边缘。
中国文明，经历了许多苦难、失败、挫折，从泥泞中一次一次站起来。这个过程很艰难，充满了血与泪。祖先或者抗争，或者屈服，甚至有人助纣为虐。对于这样的历史，对于这样的祖先，作为后人我们可以歌颂或者批判，但不能够嘲笑，甚至讽刺，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
苏联的钢铁同志提出了历史的五段论，实际与中国历史和国情并不相符。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符合五断论，对历史的解释有许多与事实不相符的地方。这种削足适覆的方法，会导致大量问题，这是难以避免的。不必苛责前人，他们受限于历史条件。但作为后人，还是要寻找合适的描述。
人们聚在一起，谈起历史，谈起历史的各种变化。经常会有人说，如果中国当时是什么样子，会如何如何。各种想法都有，有的被多数人接受，甚至成了金科玉律。
比如宋朝没有灭亡，明朝没有灭亡，中国会不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会不会大航海？会不会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如果你回到宋朝，回到明朝，会怎么救中国？
怎么救中国，王宵猎现在只有大致的原则，无法详细的描绘。但他知道，怎样是错的。
是不是要结束封建社会，走资本主义？肯定不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就结束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设郡县就结束了，你想去结束什么？新社会是要总统制、议会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每一样都错。
为什么错？因为我们是中国，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不一样，不管是在英国、法国、德国还是美国、俄罗斯发生的，都不适合。最近的日本抄得自己都糊涂，更不要说了。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这三个字，必须清楚认识。没有清楚认识，觉得别人做得好，我可以抄，那就是小孩子在过家家。孩子热闹一下可以，成功是不可能的。
如果设想掌权之后，怎么发展资产阶级，怎么扶持资本家，怎么打击地主，就错上加错。甚至想学英国搞圈地运动，让农民失去土地，就完全是犯罪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一样。外国的历史可以借鉴学习，但不能抄。历史即使发生了，也并没有把答案告诉你。不管是照抄外国的经验，还是照抄历史，只能够是错的。
这就跟小孩子做家家一样。有小孩说，我看见哪个人这件事是这样做的，大家都信他。如果有人质疑那样做是错的，会被别人嗤之以鼻。如果有人说，我认为这件事应该这样做，不必照着大人的。那么别的小孩子会一起笑话他。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
因为是孩子，因为是过家家，他们自然可以这样。哪怕那个提出自己想法的孩子，因此而被大家打压了，也可以一笑而过。等他们长大了，这件事情也就忘掉了。
大人不行。国家、民族、文明更加不行。
教员天生聪明，从小学习出众。虽然在图书馆的时候，那些大人物瞧不起他，他连跟人家说句话的机会都找不到。但国共合作，教员依然出任高官。
这样的人，建立了根据地，当中央来人的时候，依然靠边站。他的理论，说服不了几个人，更没有几个坚定的属下。他那一套谁愿意听呢？大家愿意听的，是理论家讲苏俄什么什么样，他们当年是怎么做的。只要我们照着做，迅速可以取得胜利。
实际上呢？教员靠边站了，没有权力了，危机也就来了。事实证明，没有教员，其他人加在一起也挡不住校长。在教员面前，校长像个孩子一样，毫无还手之力。但没有教员，校长也是孩子王。
我们不一样。这句话虽然简单，在有的人眼里，甚至是废话。但实际上，真正能把这句话想明白可不容易。能够在实践中遵行，更加不容易。教员有没有错误？当然有，而且很多。但教员有最伟大的功绩，把主义中国化。其实何止主义？从外国学来的知识，都面临中国化的问题。不中国化，种下了龙种很可能养出跳蚤。只是中国化，对很多人来说太难了。
问一问周围的人，中国应该怎么办？如果滔滔不绝讲出一大套理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想的必然不周全。如果有人说，我认为应该像美国那样，像日本那样，像德国那样，就可以认为这人完全不入门。
前一段时间，国家提出共同富裕。有一部分人兴高采烈，说中国不学美国了，要学德国了，开始夸夸其谈地介绍德国的经验。很快无声无息了。为什么？我们不一样。
知道了历史，如果让你回到民国做个领袖，能不能成功？如果你的对手之中没有教员，有可能成功。如果你的对手中有教员，你选择了与其作对，则肯定不能成功。因为教员本身就选择了当时最应该走的道路，在他的面前，你可能像个孩子。大人不跟你过家家。
学到了很多知识，知道历史又如何？对于王宵猎来说，必须明白中国是中国，我们不一样。不要说学外国，就是学新中国，照搬也一定是错的。大人的学习，本来就不是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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