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抚了西营将领后，邓名第二天开始在建昌周围巡视，刘体纯和他说过的话邓名一直记在心上，知道如果想让四川明军有所作为就必须设法筹措到大量的军粮。成都平原现在人烟稀少，粮食产量有限，看起来短期内不太可能提供大量的物资，因此邓名对四川行都司抱有很大的希望。
现在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邓名都感到自己正变得越来越奇怪，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离开奉节的时候邓名已经感到这种变化，对文安之说过“中兴大明，收益最大的就是我”这样的话，虽然事后他清醒过来：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宗室，大明若是真能中兴自己的身份肯定还是大问题。但在说话的那一刻邓名心中确实就是那么想的，也就脱口而出。
离开奉节以后，无论是成都还是建昌，地方将领都视他为宗室，邓名对此虽然不承认，但也不像之前那样拼命辩白，总的说来他现在不承认、不否认的态度更类似于默认；在旅途中，邓名感到自己也越来越适应部下对自己的仰视。
“就好像被一个宗室的鬼魂附体了似的，”邓名心里这样想着，带着卫队巡视建昌的时候，他自内心地为大明的前途担忧，急切地想知道屯田的人手和产量，对接待的士兵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也习以为常：“我明明是个冒牌货，但现在只要不特意提醒自己，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宗室角度去思考，去看问题。嗯，不知道这是不是要得精神分裂症的前兆啊？”
这个时候没有心理医生，没有人能给邓名诊断，确认或开释他的担忧。
视察了几天后，邓名对建昌周围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今天回到营地后，他对部下们说道：“你们看见没有，四川行都司的百姓，还有辅兵脸上，基本都没有什么兴奋之色，我们在昆明的胜利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不错的谈资，但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有多么高兴。”
不等部下们回答，邓名就叹了口气：“或许有不少人内心深处会觉得我们败了更好，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如果我们一败涂地，庆阳军投降了，他们就能过上和平的日子了。”
没有人知道吴三桂曾计划把建昌附近的活人都搬走或杀光，邓名不知道，普通的辅兵和百姓更不知道。
“先生何出此言？”袁象感到邓名的情绪有些消沉，就宽慰道：“绝对不会有人想投鞑子的，就算有，也是极少的一两个数典忘祖的败类。”
但邓名摇摇头，否认道：“我看未必，对很多辅兵和百姓来说，这场战争根本看不到头，平时要辛苦的种地，产出统统上缴军队，不种地的时候还要被拉去修筑城墙，一年到头不得闲，吃不好、穿不暖，没有积蓄无法娶妻生子。很多人可能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了，对他们来说投降了鞑子，也就是剃头罢了。我们固然知道鞑子凶残，觉得投降有违华夏大义，但这些从未离开过家乡多远的百姓知道什么？当他们觉得眼前的日子已经苦不堪言了，难免会幻想或许换个主子会好些。”
虽然卫士们七嘴八舌地表示邓名说的不对，但他们的底气也不是很足，邓名沉思了一会儿：“我们需要给百姓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保住他们的头。”
现在邓名并没有地盘，也没有强大的嫡系武装，就是身边这些卫士吃的食物，日常的花销也需要靠地方将领提供。邓名也很清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封建君臣关系，这些将领满足邓名的需求，向他表示忠诚，而邓名则需要承认他们的封建利益，并在未来保证他们富贵。
眼下因为昆明的胜利，这些将领暂时还不需要担心满清的进攻，而邓名此前赢得的声望也能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不过以后呢，已经拥有几乎整个中国的满清恢复度是邓名不能相比的。如果满清重振旗鼓再次大举来犯，当这些将领看到以邓名为的这个同盟不但没有前途而且无法保证他们的人身平安时——当形势绝望而满清又许诺赦免他们的时候，邓名对这些将领的忠诚也不是非常有信心。
这种封建君臣关系让邓名感到危机重重，不过他也无力改变，不要说那些刚认识的西营的将领，就是成都的刘耀、建昌的冯双礼，邓名都无法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甚至就连曾经主降的狄三喜，邓名都不好拿走他的士兵——自打回到建昌后，狄三喜就急急忙忙地寻找土地，准备开垦更多的土地。这次狄三喜抓到了不少清军的辅兵，一部分进贡给了冯双礼，剩下的就是他的私人财产，狄三喜的战兵也扩充了不少，他需要生产更多的物资来养活这些手下。
邓名的卫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他的忙，因为邓名虽然感到这种封建关系很不好，很有必要加以改变，但是他的手下并没有见过其他的社会模式，他们不可能帮邓名出任何有用的主意。袁象、刘晋戈和两个千总是邓名手下最有见识的人，他们看到邓名着急后，想出来的办法也就是要求四川行都司的将领纳税进贡，让邓名分享他们的产出。
建昌周围都是军屯。邓名觉得这种模式也不是很好，现在是战争状态，所以各地的将领都觉得采用军屯模式是理所应当的，在邓名看来这种军屯中的屯丁和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干多干少一个样，军队拿走全部的产出，只给他们维持生命的口粮。前两天邓名还跟着狄三喜去看过他的军屯，后者抱怨说屯丁都是懒骨头，比如负责砍柴的，如果不紧盯着每天就上山一次，随便带回来一点交差，宁可躺在山里偷懒也不肯干活；再比如负责灌溉的，有人在边上监视的时候干活，不监视的时候一样躺在田埂上偷懒。
这在邓名看来是很正常的现象，而将领们处理的办法也都差不多，就是派出大批亲信四下巡查，然后用异常严酷的刑罚来折磨那些被抓到的偷懒的人，以此杀鸡儆猴。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吓住大部分的屯丁，保证军屯的产出，不过邓名觉得这些农奴兵恐怕也不会为了将领们去和满清拼命。
思索再三，邓名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好在西营的人都才来建昌，还没有获得大量的封建权力，邓名还有机会趁着他们初来乍到的时候实施一点小改革，要是他们已经盘踞此地多年，一个个枝繁叶茂那邓名就没有任何办法改变，不然恐怕清军没来四川行都司就叛乱了。
“各营将官的辅兵自然还归将领统领，”邓名不敢动将领手下的农奴，那些西营从云南带来的人口邓名不打算去挖出来：“但四川行都司的百姓不可以被各营拉进营中，更不能残害，我约法三章的对象也有四川的百姓，大明律对他们来说暂时也不存在了，不能以任何理由把他们强征为兵。”
邓名决定先把这个命令通报给众将和四川行都司各地，军屯暂时保留也有保留的好处，除了避免引起将领们激烈反对外，邓名也不知道自己改革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尽管军屯对屯丁是种苦难，但至少能保证供应相当数量的军粮。
此外还需要鼓励百姓开荒，邓名想了想，就提笔又布了一道命令：“任何百姓开垦一块荒地后都可以到建昌衙门登记造册，只要连续种植十年，每年保证每亩都有一石以上的产量，这块土地就归他所有。”
“怎么保证一石的产量。”看到邓名的命令后，袁象马上问道：“如果我是个奸猾之徒，看到先生这道命令后，就会一口气登记个百八十亩，先把地占下来再说。”
“这个好办，因为开荒是在我军的保护下，所以我要收十分之一的产量当作保护费，就是每开荒十亩，每年要给我一石的粮食。连续交满十年，这十亩地就是他的；如果每年交十石的粮食，那么十年后登记的一百亩地就是他的。”邓名虽然不打算收税，因为现在他手中没有任何行政体系，要是交给地方将领去做又无法监督，搞不好百姓开荒后，将领以收税为由，把人和地一并都拿到他们的军屯中去了。
“这个保护费……”这次是李星汉出来表示反对意见了，他觉得邓名这个保护费其实就是税，但保护费听上去好像是土匪的说法。
“就叫保护费，”邓名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其实封建王朝就是规模特别巨大的土匪团伙，任何方面都很像，比如军队中将领和士兵的关系就很类似头目和喽罗，叫保护费至少还说明了征收这粮食的应付出的代价：“如果某家被土匪抢了，四川行都司没有把贼人拿获，没有追回财物，总之就是没有尽到保护百姓之职的话，那这十分之一的粮食就不用交。”
既然邓名坚持，那大家也无话可说，不过很多人都认为税额太低，亩产应该不止一石，而且就算只有一石，十分之一也太少——大家都认定这就是税。军屯不用说是军队全拿，就是自耕农的地，杂七杂八的都算上，上交的也得占到收成的一半左右，更不用说崇祯朝以后，要是真能剩下东西也不至于那么多人活不下去造反了。
“这不是税，是保护费，还有登记造册的费用，”邓名再次更正，并且强调道：“多给百姓留一些，他们就能养活妻儿，吃饱穿暖，而且愿意多多开荒。”
敲定了命令后，邓名想想还是要建个属于自己的衙门，收到粮食后，这笔收入就可以用来招募士兵，进行地方行政建设。
邓名扫了一眼周围的卫士，最后确定了人选，就是袁象和刘晋戈，这两个人不用肯定不行，但是带在身边拼命又提心吊胆，生怕有个闪失没法和他们的长辈交代。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文化素质还相对比较高，都跟着师爷学过，虽然不多但起码认识几个字。
“天子南狩，事急从权，袁小将军任四川行都司的提刑官；刘小将军任都府提刑官，给两地百姓造册登记。”邓名借用文安之的督师名义，授予两人职务，让他们先去招募一两个帮手，吃穿先用冯双礼和刘耀的，这点面子他们还不至于不给。
提刑官这个名义对邓名来说也很重要，法律是建立权威的最重要手段，邓名暂时不能去和将领们争夺行政权，就打算先把司法权拿到手。邓名再三对袁象交代，他想安抚民心，尽可能地让百姓过得好一些，保护他们不被军队欺压、强征：“如果哪个将军要杀人，也要你点头才行，而只有犯了杀人罪才是死罪，其他什么诸如大不敬、犯上之类的，不要让人用这种罪名和百姓为难。”
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袁象的这个提刑衙门要想顺利运作只能靠将领们给面子，这些人初来乍到，和邓名的关系目前还处在蜜月期，估计不会和袁象为难，但日久天长后会有什么变化就不知道了。
袁象倒是很有信心，跟着邓名没有多久就被委以这样的重任让这个年轻人很激动，他觉得也就是最初比较难，等到粮食收上来几次，提刑衙门有了经费能够招募人手，也就能和各路将领分庭抗礼了，他向邓名保证：“最多三年，末将就能有小成。”
“三年，唉，”邓名闻言又是一阵摇头：“不知道鞑子会不会给我三年的时间啊。”
刘晋戈的工作性质和袁象差不多，都是邓名用来插手地方的工具，不过成都现在已经没有老百姓了，就算有也都躲在山上，没有经费就没有办法去把百姓找出来，而没有百姓衙门当然就不可能有经费。
“建昌不是有四万辅兵吗？”邓名不打算让冯双礼独吞这批人力，虽然庆阳王是最早来建昌的，但根基同样不稳，他一开始是准备迎接永历天子的车驾，当时认为朝廷和晋王随后就到，自然不会有把辅兵尽数收为己有的企图；后来建昌军则在忙着投降，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控制这些人。
“庆阳王公忠体国，功勋卓著，实乃国家栋梁……”邓名继续用“天子南狩、事急从权”的借口，大笔一挥仍用文督师的名义任命冯双礼提督四川行都司军务，节制西营各部。当然四万辅兵邓名不能都要走，回到建昌的晚上邓名就去和公忠体国的冯提督讨价还价一番，最后二一添作五，这四万辅兵冯双礼和邓名各拿两万。
瓜分了刘文秀的遗产后，冯双礼还要邓名写了命令，正式赐给他对这两万辅兵的所有权。冯双礼把邓名的手书小心收好，有了这个凭据他感觉自己就是这两万辅兵名正言顺的主人了，其他西营将领就算有什么想法也没法逼他再吐出来。
现在邓名在西营这些将领的眼里，地位就和监国差不多，以前这些辅兵和军屯都是国家所有，当然是监国的合法财产，现在有了邓名亲笔书写的财产转让证明，那么冯双礼头上自然不会再顶个“贼”名。只是冯双礼不知道，邓名根本就是个冒牌货，理论上他的这纸证明一文不值。心中高兴的冯双礼对邓名的其他要求满口答应，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尽力配合袁象的衙门工作，要是有哪个将领敢不给提刑衙门面子，他这个军务提督也绝不会坐视。
尝到了甜头后，邓名依葫芦画瓢，开始拿军屯的所有权去收买其他西营将领。那四万辅兵本来负责的军屯给了冯双礼三成，剩下的由邓名分给了那些初来乍到的将领，由他们自己带来的辅兵去耕作，和冯双礼一样，这些将领都满心欢喜地把邓名写的财产转让证明信细心收藏起来——没有一个人怀疑这是邓名在非法盗窃永历天子的财产。
而到手的两万辅兵，邓名把他们统统恢复为百姓身份，开荒令对他们同样有效，邓名打算动员一部分人去成都开荒，如果他们觉得危险那到乐山一带也可以。不过这个倒是不用着急，就算他们都呆在四川行都司不走，只要袁象的衙门有了收入，邓名就可以调拨一些给刘晋戈，同时安排更多的人去川西平原恢复生产。
“至少要有三年吧，怎么也要两年才能看到成效。”邓名需要大量的经费，来收拢藏在山里的百姓，来恢复生产，来建立、训练自己的部队，只是满清会不会给他这样的时间实在没有把握。
赶鸭子上架一般，让袁象和刘晋戈两个年轻人坐上提刑官的位置后，邓名准备返回奉节去向文安之进行汇报，以取得他对自己各项任命和安排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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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邓名都感到自己正变得越来越奇怪，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离开奉节的时候邓名已经感到这种变化，对文安之说过“中兴大明，收益最大的就是我”这样的话，虽然事后他清醒过来：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宗室，大明若是真能中兴自己的身份肯定还是大问题。但在说话的那一刻邓名心中确实就是那么想的，也就脱口而出。
离开奉节以后，无论是成都还是建昌，地方将领都视他为宗室，邓名对此虽然不承认，但也不像之前那样拼命辩白，总的说来他现在不承认、不否认的态度更类似于默认；在旅途中，邓名感到自己也越来越适应部下对自己的仰视。
“就好像被一个宗室的鬼魂附体了似的，”邓名心里这样想着，带着卫队巡视建昌的时候，他自内心地为大明的前途担忧，急切地想知道屯田的人手和产量，对接待的士兵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也习以为常：“我明明是个冒牌货，但现在只要不特意提醒自己，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宗室角度去思考，去看问题。嗯，不知道这是不是要得精神分裂症的前兆啊？”
这个时候没有心理医生，没有人能给邓名诊断，确认或开释他的担忧。
视察了几天后，邓名对建昌周围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今天回到营地后，他对部下们说道：“你们看见没有，四川行都司的百姓，还有辅兵脸上，基本都没有什么兴奋之色，我们在昆明的胜利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不错的谈资，但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有多么高兴。”
不等部下们回答，邓名就叹了口气：“或许有不少人内心深处会觉得我们败了更好，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如果我们一败涂地，庆阳军投降了，他们就能过上和平的日子了。”
没有人知道吴三桂曾计划把建昌附近的活人都搬走或杀光，邓名不知道，普通的辅兵和百姓更不知道。
“先生何出此言？”袁象感到邓名的情绪有些消沉，就宽慰道：“绝对不会有人想投鞑子的，就算有，也是极少的一两个数典忘祖的败类。”
但邓名摇摇头，否认道：“我看未必，对很多辅兵和百姓来说，这场战争根本看不到头，平时要辛苦的种地，产出统统上缴军队，不种地的时候还要被拉去修筑城墙，一年到头不得闲，吃不好、穿不暖，没有积蓄无法娶妻生子。很多人可能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了，对他们来说投降了鞑子，也就是剃头罢了。我们固然知道鞑子凶残，觉得投降有违华夏大义，但这些从未离开过家乡多远的百姓知道什么？当他们觉得眼前的日子已经苦不堪言了，难免会幻想或许换个主子会好些。”
虽然卫士们七嘴八舌地表示邓名说的不对，但他们的底气也不是很足，邓名沉思了一会儿：“我们需要给百姓更多的东西，不仅仅是保住他们的头。”
现在邓名并没有地盘，也没有强大的嫡系武装，就是身边这些卫士吃的食物，日常的花销也需要靠地方将领提供。邓名也很清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封建君臣关系，这些将领满足邓名的需求，向他表示忠诚，而邓名则需要承认他们的封建利益，并在未来保证他们富贵。
眼下因为昆明的胜利，这些将领暂时还不需要担心满清的进攻，而邓名此前赢得的声望也能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不过以后呢，已经拥有几乎整个中国的满清恢复度是邓名不能相比的。如果满清重振旗鼓再次大举来犯，当这些将领看到以邓名为的这个同盟不但没有前途而且无法保证他们的人身平安时——当形势绝望而满清又许诺赦免他们的时候，邓名对这些将领的忠诚也不是非常有信心。
这种封建君臣关系让邓名感到危机重重，不过他也无力改变，不要说那些刚认识的西营的将领，就是成都的刘耀、建昌的冯双礼，邓名都无法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甚至就连曾经主降的狄三喜，邓名都不好拿走他的士兵——自打回到建昌后，狄三喜就急急忙忙地寻找土地，准备开垦更多的土地。这次狄三喜抓到了不少清军的辅兵，一部分进贡给了冯双礼，剩下的就是他的私人财产，狄三喜的战兵也扩充了不少，他需要生产更多的物资来养活这些手下。
邓名的卫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帮他的忙，因为邓名虽然感到这种封建关系很不好，很有必要加以改变，但是他的手下并没有见过其他的社会模式，他们不可能帮邓名出任何有用的主意。袁象、刘晋戈和两个千总是邓名手下最有见识的人，他们看到邓名着急后，想出来的办法也就是要求四川行都司的将领纳税进贡，让邓名分享他们的产出。
建昌周围都是军屯。邓名觉得这种模式也不是很好，现在是战争状态，所以各地的将领都觉得采用军屯模式是理所应当的，在邓名看来这种军屯中的屯丁和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干多干少一个样，军队拿走全部的产出，只给他们维持生命的口粮。前两天邓名还跟着狄三喜去看过他的军屯，后者抱怨说屯丁都是懒骨头，比如负责砍柴的，如果不紧盯着每天就上山一次，随便带回来一点交差，宁可躺在山里偷懒也不肯干活；再比如负责灌溉的，有人在边上监视的时候干活，不监视的时候一样躺在田埂上偷懒。
这在邓名看来是很正常的现象，而将领们处理的办法也都差不多，就是派出大批亲信四下巡查，然后用异常严酷的刑罚来折磨那些被抓到的偷懒的人，以此杀鸡儆猴。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吓住大部分的屯丁，保证军屯的产出，不过邓名觉得这些农奴兵恐怕也不会为了将领们去和满清拼命。
思索再三，邓名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好在西营的人都才来建昌，还没有获得大量的封建权力，邓名还有机会趁着他们初来乍到的时候实施一点小改革，要是他们已经盘踞此地多年，一个个枝繁叶茂那邓名就没有任何办法改变，不然恐怕清军没来四川行都司就叛乱了。
“各营将官的辅兵自然还归将领统领，”邓名不敢动将领手下的农奴，那些西营从云南带来的人口邓名不打算去挖出来：“但四川行都司的百姓不可以被各营拉进营中，更不能残害，我约法三章的对象也有四川的百姓，大明律对他们来说暂时也不存在了，不能以任何理由把他们强征为兵。”
邓名决定先把这个命令通报给众将和四川行都司各地，军屯暂时保留也有保留的好处，除了避免引起将领们激烈反对外，邓名也不知道自己改革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尽管军屯对屯丁是种苦难，但至少能保证供应相当数量的军粮。
此外还需要鼓励百姓开荒，邓名想了想，就提笔又布了一道命令：“任何百姓开垦一块荒地后都可以到建昌衙门登记造册，只要连续种植十年，每年保证每亩都有一石以上的产量，这块土地就归他所有。”
“怎么保证一石的产量。”看到邓名的命令后，袁象马上问道：“如果我是个奸猾之徒，看到先生这道命令后，就会一口气登记个百八十亩，先把地占下来再说。”
“这个好办，因为开荒是在我军的保护下，所以我要收十分之一的产量当作保护费，就是每开荒十亩，每年要给我一石的粮食。连续交满十年，这十亩地就是他的；如果每年交十石的粮食，那么十年后登记的一百亩地就是他的。”邓名虽然不打算收税，因为现在他手中没有任何行政体系，要是交给地方将领去做又无法监督，搞不好百姓开荒后，将领以收税为由，把人和地一并都拿到他们的军屯中去了。
“这个保护费……”这次是李星汉出来表示反对意见了，他觉得邓名这个保护费其实就是税，但保护费听上去好像是土匪的说法。
“就叫保护费，”邓名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其实封建王朝就是规模特别巨大的土匪团伙，任何方面都很像，比如军队中将领和士兵的关系就很类似头目和喽罗，叫保护费至少还说明了征收这粮食的应付出的代价：“如果某家被土匪抢了，四川行都司没有把贼人拿获，没有追回财物，总之就是没有尽到保护百姓之职的话，那这十分之一的粮食就不用交。”
既然邓名坚持，那大家也无话可说，不过很多人都认为税额太低，亩产应该不止一石，而且就算只有一石，十分之一也太少——大家都认定这就是税。军屯不用说是军队全拿，就是自耕农的地，杂七杂八的都算上，上交的也得占到收成的一半左右，更不用说崇祯朝以后，要是真能剩下东西也不至于那么多人活不下去造反了。
“这不是税，是保护费，还有登记造册的费用，”邓名再次更正，并且强调道：“多给百姓留一些，他们就能养活妻儿，吃饱穿暖，而且愿意多多开荒。”
敲定了命令后，邓名想想还是要建个属于自己的衙门，收到粮食后，这笔收入就可以用来招募士兵，进行地方行政建设。
邓名扫了一眼周围的卫士，最后确定了人选，就是袁象和刘晋戈，这两个人不用肯定不行，但是带在身边拼命又提心吊胆，生怕有个闪失没法和他们的长辈交代。最重要的是，这两个人文化素质还相对比较高，都跟着师爷学过，虽然不多但起码认识几个字。
“天子南狩，事急从权，袁小将军任四川行都司的提刑官；刘小将军任都府提刑官，给两地百姓造册登记。”邓名借用文安之的督师名义，授予两人职务，让他们先去招募一两个帮手，吃穿先用冯双礼和刘耀的，这点面子他们还不至于不给。
提刑官这个名义对邓名来说也很重要，法律是建立权威的最重要手段，邓名暂时不能去和将领们争夺行政权，就打算先把司法权拿到手。邓名再三对袁象交代，他想安抚民心，尽可能地让百姓过得好一些，保护他们不被军队欺压、强征：“如果哪个将军要杀人，也要你点头才行，而只有犯了杀人罪才是死罪，其他什么诸如大不敬、犯上之类的，不要让人用这种罪名和百姓为难。”
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袁象的这个提刑衙门要想顺利运作只能靠将领们给面子，这些人初来乍到，和邓名的关系目前还处在蜜月期，估计不会和袁象为难，但日久天长后会有什么变化就不知道了。
袁象倒是很有信心，跟着邓名没有多久就被委以这样的重任让这个年轻人很激动，他觉得也就是最初比较难，等到粮食收上来几次，提刑衙门有了经费能够招募人手，也就能和各路将领分庭抗礼了，他向邓名保证：“最多三年，末将就能有小成。”
“三年，唉，”邓名闻言又是一阵摇头：“不知道鞑子会不会给我三年的时间啊。”
刘晋戈的工作性质和袁象差不多，都是邓名用来插手地方的工具，不过成都现在已经没有老百姓了，就算有也都躲在山上，没有经费就没有办法去把百姓找出来，而没有百姓衙门当然就不可能有经费。
“建昌不是有四万辅兵吗？”邓名不打算让冯双礼独吞这批人力，虽然庆阳王是最早来建昌的，但根基同样不稳，他一开始是准备迎接永历天子的车驾，当时认为朝廷和晋王随后就到，自然不会有把辅兵尽数收为己有的企图；后来建昌军则在忙着投降，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控制这些人。
“庆阳王公忠体国，功勋卓著，实乃国家栋梁……”邓名继续用“天子南狩、事急从权”的借口，大笔一挥仍用文督师的名义任命冯双礼提督四川行都司军务，节制西营各部。当然四万辅兵邓名不能都要走，回到建昌的晚上邓名就去和公忠体国的冯提督讨价还价一番，最后二一添作五，这四万辅兵冯双礼和邓名各拿两万。
瓜分了刘文秀的遗产后，冯双礼还要邓名写了命令，正式赐给他对这两万辅兵的所有权。冯双礼把邓名的手书小心收好，有了这个凭据他感觉自己就是这两万辅兵名正言顺的主人了，其他西营将领就算有什么想法也没法逼他再吐出来。
现在邓名在西营这些将领的眼里，地位就和监国差不多，以前这些辅兵和军屯都是国家所有，当然是监国的合法财产，现在有了邓名亲笔书写的财产转让证明，那么冯双礼头上自然不会再顶个“贼”名。只是冯双礼不知道，邓名根本就是个冒牌货，理论上他的这纸证明一文不值。心中高兴的冯双礼对邓名的其他要求满口答应，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尽力配合袁象的衙门工作，要是有哪个将领敢不给提刑衙门面子，他这个军务提督也绝不会坐视。
尝到了甜头后，邓名依葫芦画瓢，开始拿军屯的所有权去收买其他西营将领。那四万辅兵本来负责的军屯给了冯双礼三成，剩下的由邓名分给了那些初来乍到的将领，由他们自己带来的辅兵去耕作，和冯双礼一样，这些将领都满心欢喜地把邓名写的财产转让证明信细心收藏起来——没有一个人怀疑这是邓名在非法盗窃永历天子的财产。
而到手的两万辅兵，邓名把他们统统恢复为百姓身份，开荒令对他们同样有效，邓名打算动员一部分人去成都开荒，如果他们觉得危险那到乐山一带也可以。不过这个倒是不用着急，就算他们都呆在四川行都司不走，只要袁象的衙门有了收入，邓名就可以调拨一些给刘晋戈，同时安排更多的人去川西平原恢复生产。
“至少要有三年吧，怎么也要两年才能看到成效。”邓名需要大量的经费，来收拢藏在山里的百姓，来恢复生产，来建立、训练自己的部队，只是满清会不会给他这样的时间实在没有把握。
赶鸭子上架一般，让袁象和刘晋戈两个年轻人坐上提刑官的位置后，邓名准备返回奉节去向文安之进行汇报，以取得他对自己各项任命和安排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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